影视编导专业论《霸王别姬》中人物形象的魔性因素

　　一部《霸王别姬》把陈凯歌推到了导演的巅峰位置，也就这一部电影，从此再无任何一部电影与之匹敌。中影人艺考，编导艺考培训。

　　无论从演员、角色、色彩、结构，让人看了又看。

　　又是一部倒叙的电影，导演们都喜欢“故弄玄虚”，因为观众们也喜欢。虞姬终于还是死在了霸王的剑侠，现实也好，戏里也罢，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吧。

　　都说戏子无情，但他却将自己的一生，将自己满满的情谊都投身于他的那个“他”。“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个时辰一分钟都不算一辈子”。也许在那个年代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如果连爱都是可耻的，那还有什么是美好的。

　　没有张国荣，没有程蝶衣，就没有《霸王别姬》，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千娇百媚，我见犹怜。

　　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对于影片表面所呈现的同性恋倾向，我们不能简单的予以认同，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形象是极其复杂的，而这样复杂的人物，其心灵发展往往是一个过程，从正面到反面，或者从反面向正面发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在其中潜藏了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无奈。影片中的程蝶衣、菊仙等人物形象都有这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同时也都蕴涵着某种恶魔性因素。当然，这种恶魔性因素并不是像西方艺术形象中所表现的那样，以杀人、嗜血为其复仇手段，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为了报复丈夫对自己的不忠，残忍地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和菊仙的身上虽没有如此的血腥，伹又是同样的聚集了人性的恶的因素。也正是在这种善与恶的多元构局中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首先影片中的时代背景便是一个充满了迷乱、狂热和疯魔的世界，虽然时间在影片中的指向语焉不详，但是其线性发展的历史仍然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迷乱的影像。1937、1948、1966三个定格的时间段展现了不同时代同样的疯狂。不可避免的，在这样一个疯魔的时代产生了一个艺术的天才，伹同时也是一个疯子，正如段小楼两次说他“不疯魔不成活”。而这是在经历了一番蛹化蝶的艰难裂变才完成的，当小豆子经过“三度暴力阉割情境”(被母亲砍去胼指，被师哥用烟锅袋捅嘴，然后被张公公强暴)之后，他终于迈出了他疯魔人生的第一步。在从张公公处回来的路上，他捡了一个弃婴(也即后来的小四子)，在这里，小四子刚被捡回来时，师傅说“各人有各人的命”，然而小豆子还是收养了这个弃婴，其中的一个特写镜头是小弃婴赤条条的被大家围拢来，而他的周围是一片祥和而神圣的光晕。这种偶然的祥和却是一种极其强烈的不和谐，他的被遗弃，正是小豆子自身的写照，包括后来段小楼与菊仙的结婚之夜，他伤心欲绝，去赴袁四爷的盛宴，临走时，替小四子他们盖被子，镜头出现了与小时的师兄二人相拥而睡一样的情景。在小四子身上他不仅始终印证着自己的存在，而且这也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转变，被“强奸”，然后“有了”孩子，这个过程经过身心的双重痛苦裂变之后终于完成。如果仅是如此也就罢了，不幸的是，他虽然对镜像中的霸王和虞姬深深迷恋，但同时，他又在潜意识里反抗着这种身份的篡改，所以才构成了他的复杂人性，酿成了他的悲剧人生。这种反抗一直隐现在影片的始末，当小豆子唱到《思凡》一曲时，即使被师傅打得皮开肉绽，仍然还是那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甚至在听到师哥说“浸了水，手就毁了”，倔强的他宁可伤残自己，也不愿改变自己的身份。有意思的是，在影片的第二段，程蝶衣戒大烟期间，在巨大的痛苦中，影片以一个极具表现力的特写镜头展现了程蝶衣的无言的反抗，他的扭曲、变形的脸凝视着直插入鱼缸中的那只张开的手，让我不由得感到了一种绝望的、痛苦的反抗，而这种反抗，直到影片的最后达到了高潮，在经历了时世的沧桑变换之后，与十一年未见的师哥再次登台亮相，在强光直打的孤独中上演着二人的《霸王别姬》，程蝶衣终于又唱出了他的“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然而一切都已是物是人非，所有的都回不去了，也许这时他也不用再问：“虞姬为什么要死?”因为段小楼不再是“霸王”，虞姬死了，他也死了。终于他以他的死印证了师傅那句话：“从一而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程蝶衣是有着他的强烈的男性身份指向的。他不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中影人艺考，是北京艺考培训高端第一品牌。

　　正相反，程蝶衣是作为一个“女人”来爱段小楼的，也即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一个女人对末路英雄的爱，他将自己的人生和戏混为一谈，他沉迷于自酿的如戏的人生中，在这份悲剧的爱恋中，展示了人性的沉沦与挣扎，展示了他的疯魔，他的恶。在与菊仙这个真正的女人的较量中。他显然要稍稍逊色，他如一个失宠的少妇一般充满妒忌和满腔的恨，他会对菊仙冷嘲热讽，他会对段小楼满怀深情地说：“师哥，你别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的爱恨情仇，当镜像中出现戏装的蝶衣与素装的段小楼相依的情景时，蝶衣深深的迷恋于这种假象，而段小楼则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他们俩本就不属于一个世纪，戏装和素装之间的较量必然以蝶衣的一厢情愿而陷入无边的苦难与绝望之中，“我想让你，不是，我要跟你唱一辈子的戏”，这里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转换显然已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化为一个“女人”要一个男人爱她一辈子的承诺。为此，他释放了他的恶，他以救师哥为由意图撵走菊仙，他以为是菊仙的出现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这种恶的力量，直到最后，达到了顶点，他疯狂的揭发菊仙“是个妓女，是个婊子”。同时，更具悲剧意味的是，他爱的是一个本不存在的人，是一个人间的幻象，这从他与段小楼之间的话语错位即可看出，当段小楼与菊仙成婚的那一晚，他在袁四爷那里得到那把段小楼曾爱不释手的剑时，段小楼面对着他的深情只这样说道：“好剑!可是又不上台，要剑做什么?”此刻，二人的情感错位显而易见，对于段小楼来说，这只是一把剑而已，而在蝶衣那里，却是一个定情物，两次得到这把剑都是以自己的“贞洁”换来的，第一次在张公公那里，段小楼拿着这把剑，惊叹地说“好剑，项羽要是有这把剑，一定把刘邦杀了当皇帝，那么你就是正宫娘娘了”，无心的一句戏言，却成了蝶衣的承诺，他对师哥说，“我一定会把这把剑送你的”。于是在遭强暴之后，他将这把剑送给了师哥。第三次赠剑是在北京解放，共产党进城的时候，他再度赠剑，希望与师哥重归于好，然而，在沉重的空间里，他、段小楼和衣衫褴褛的大太监张公公同出现于历史的纵深里，于是，昔日的太监，旧时的戏子，与前面欢舞的新气象构成了某种隔阂。显然，历史还在延续，命运却必定多舛。

　　作为文中的真正的女人，与程蝶衣相对的实在意义上的女人，她看似成功的俘获了段小楼。然而，她从未真正得到她想要的。尽管她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但她也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有着厉害女人的心计，她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终究还是失败了。当她将自己全部的血汗钱一股脑的推到老鸨面前，并且很有意味的将自己的绣花鞋也脱下的时候，老鸨说“妓女她永远是个妓女”。为此，当她义无反顾的赤脚走向段小楼时，一段难解的情缘便横空而来，她同样也在释放她的恶，她同样也在让段小楼远离程蝶衣，在以同样的砝码要挟着彼此，她要段小楼背弃所谓的师门教训，她让段小楼学会保护自己，然而，他们之间也同样出现着错位，如果说程蝶衣与段小楼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那么菊仙同样也是，在菊仙为段小楼勾眉时，段小楼说：“师弟说了，这眉子得勾着立着点儿才够味!”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菊仙知道她是无法将二人隔开的，于是，在重重的压力和背叛中，终于走向了毁灭，菊仙死了，当段小楼最终指认她就是一个妓女时，她的梦彻底破灭了，她穿着结婚时的鲜艳的嫁衣悬梁自尽，那双红绣花鞋醒目的放在一边，意味深长。

　　段小楼不是英雄，也做不了英雄，他是一个活在现实中的大男人，对于现实，他有着很强的承受能力，面对师父的暴力，他始终积极迎合，大叫着为师父喝彩，甚至有时会充当师父暴力的执行者，如对小豆子的那出痛彻心扉的捣嘴。影片中的三次拍砖头其实也是段小楼性格的生动刻画，第一次是在为师父解围的时候，尽管头破血流，尽管事后仍受到了师父的责打，但仍透着一股义气，第二次是在解救菊仙的时候，不过用的是茶壶而已，体现了他的情，如果说前两次还透露出一种英雄主义的话，那么第三次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段小楼，他不是霸王，在历史的暴力中，他是渺小的，当小四子再次把一块砖头放到他跟前，让他拍时，砖头再也拍不断了，他会指责程蝶衣的种种。他同时也会指着菊仙说：“她，她是个妓女，我，我不爱她!”像疯了一样在狂喊的揭发声中，在恶魔似的人群中声嘶力竭。

　　总之，这部充满了迷乱和狂欢的影片，以其人物形象的恶魔性因素构成了影片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展示了女性的历史命运，揭示了人性的沉沦与痛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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